1/14/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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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/23/12

2012-12 訪問



香港新聞攝影行業的內憂外患﹣﹣Pau Yeung專訪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林振東
(原文刊登於攝影雜誌)

前言:

跟林振東討論香港的新聞攝影行業,可能已是第N+1次了。每次總是在無奈感慨和互相鼓勵間離席而去。話雖這麼說,但在我眼中,近幾年的攝影記者協會(下簡稱HKPPA)確是踏實地做了不少功夫,也願意在捍衛新聞和採訪自由上多走一步。執委會年輕化、社交網絡的發展和新聞自由受烏雲陰霾的時勢,讓行家們凝聚了短暫的小團結;但面對市民和社會的誤解和不尊重、行業內的結構問題,以及HKPPA長期的資源和人手短缺等,各攝影記者也應更積極反省和參與改善行業的困境,以求出路。

正文:

還記得讀過一本介紹香港傳媒生態的書,作者提到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」的時候,以「聯誼會」來形容協會的性質。今年十二月任期屆滿的主席林振東坦言,過去HKPPA的定位不太清晰,「像是一個工會與藝術團體的合併版」。較突出而為人所認識的,是每年舉辦大型的「前線.焦點」新聞攝影比賽,其餘時間協會的曝光率卻不太高。不過,這兩年卻有改變之勢,林振東說:「我感覺到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一種被侵蝕的傾向,所以我覺得協會需要走得前一點,建立一個勇於發聲的會。」

去年七一遊行警方用胡椒噴霧傷及記者、李克強訪港期間的嚴厲採訪限制,新政府總部採訪範圍的不妥善安排、到中聯辦採訪區的限制等等,都激發起HKPPA的執委們一次又一次的發聲明抗議,甚至遊行示威表達不滿。林振東說:「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施壓及發聲,開啟了HKPPA和警方的溝通大門,至少對方現在會重視攝影記者的專業和身份。」想不到的是,這個危難時期,間接讓攝記行業一時團結起來:「雖然行家們各有性格和想法,但唯獨是新聞自由被影響,最觸碰到他們共同的神經。後來發現HKPPA的積極發聲,其實可能是行家們一直最想要的東西。」

「傳媒頭上一把刀」固然岌岌可危,但社會大眾對攝影記者的誤解和唾罵同樣令人擔心。去年在一個香港的攝影博客裡便曾探討過攝影道德的問題,引來熱烈的討論和爭議,當中便有網友提出拍攝等於不尊重和不人道。身為攝記多年的林振東,對這種事仍感可惜:「市民對攝記誤解仍多,例如我們在街上拍攝,不少人以侵犯私隠權來批判,甚至阻撓,但其實公眾地方是有權拍攝的。」他有感很多市民仍對新聞自由和採訪權不夠了解,也對攝記的功能及價值不重視:「為什麼拍攝便等於不尊重?阻撓的人又有沒有尊重過攝影者在公眾地方拍攝的權利?」

這讓我想起英國早幾年的例子:倫敦受到恐怖襲擊後,警方曾濫用國家反恐法限制攝影記者和攝影師在公眾地方拍照,尤其是公共交通工具,以防恐怖份子拍低影像來籌劃襲擊。後來全英國的攝影師團結起來,舉行了「I am not a Terrorist」的抗議運動,向政府和警方施壓,最終逼使警方制定清晰指引,保障攝影師在公眾地方拍攝的權利,避免警方濫用權力刪除照片等。

林振東說:「香港的新聞自由十分珍貴,例如內地烏坎村事件,該村村民完全不相信內地傳媒,香港傳媒在事件中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。香港人可能一直享受著新聞自由,卻未必懂得欣賞和珍惜。」他認為,這情況可能是市民在成長中,一直在電視報紙中吸收了攝記的一點偏頗「印象」:只會一窩蜂擾亂秩序地拍照、專拍血淋淋的煽情畫面,甚至把攝記等同於侵犯他人私隠的狗仔隊等等。「這些印象其實都陳舊而迂腐,要改變這種情況,可能要從教育入手,無論是攝影、美學還是傳媒教育,這些都是香港教育制度缺乏的。」

那市民如果不滿意攝記在街上可能拍攝到自已,可以怎樣做?林振東提議:「個人而言,如果照片不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,我一定尊重被攝者。只要對方有禮貌地向我提出不要刊登的要求,我也可以答允。當然有公眾利益的照片就不能屈服。最重要的,是市民不應以恐嚇或粗暴方式來對待我們,反之亦然。若能做到,其實磨擦和誤解是可以減少的。」

講到底,「尊重」最重要。不過,攝影記者又有否尊重過自己的本業呢?林振東道:「我對自已和攝記的期望很簡單:努力拍出好照片、對任何人更有禮貌和尊重、對新聞攝影仍抱有追求。」但縱觀行內,討論攝影和照片的氣氛並不熱切,只能透過HKPPA每年舉辦的比賽,讓有心進步和具鬥志的攝記參與。「我希望比賽能提供一個平台,讓攝影記者的照片有機會比拼,並多一個發表的空間和渠道。」

不過,傳媒和行業內的結構問題,對攝記的追求也造成不少障礙,就如有報章已實行多年安排攝記兼拍錄像,一心二用,無論如何都無法把兩件事都做好。又例如攝記平日工作的繁重:「攝記有時一日做五單新聞,這很難要求他們每單工作都能掌握新聞的特點。」流水作業的做法,加上攝記和圖片編輯選相權責的局限,他直言,有時覺得香港攝記好像已變成圖片供應者,而非有獨立判斷的攝影記者。「文字編輯無法選上質素較高的照片,也沒法讓身在現場的攝記選上自己喜歡的作品,慢慢令攝記行家的士氣受到打擊。實在悲哀。」

林振東指他擔任HKPPA主席之初,只期望能完成固有的工作,然後再試試當中能否做出變化來。他提出改革網頁,讓會員擁有展示自已作品的專頁,增加他們的歸屬感和對攝影的熱情;他也希望活化會址,能提供空間給會員舉行活動;他也想開展攝影教育課程,讓市民及下一代明白攝影記者的工作和價值,以及學會如何欣賞照片;可惜最終這些願望一一落空。林振東無奈道:「真的做很辛苦,執委只有十一人,全是義務,每個人都有正職。很多事情想做,但能力及資源所限,最終只能夠零碎地做些講座和小課程。」他表示每年只是舉辦一個比賽和展覧,已花費了大量大力物力,而且還有很多瑣碎工作,「做到一件事已經好難」。

二十多年來HKPPA的發展可謂如履薄冰,誇張地說,它能夠繼續存在已是不幸中的大幸。「這也可能是攝影記者的特質,不太喜歡社交應酬,只想要空間去思考和拍攝。怎會有攝記喜歡做行政工作?」可惜偏偏這類工作吃力不討好,行家也沒表達欣賞體恤之情,各執委還有事業、家庭、學業、興趣等要兼顧,林振東坦言內心經常有掙扎:「其實我也做得很累,下年都不想再做了。這應該是行內很多人團結一起做的事情,但要一步一步來。」或者,行內長期不夠團結也是個關鍵的問題。有時我也不禁自問:我們能做到好像航空公司的工會,那種團結一致的工業行動嗎?

可幸的是,這幾年執委會年輕化,攝記行業也出現換血的現象,林振東覺得還是有點希望:「年輕一代攝記有自信、聰明、具勇氣,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希望,能夠帶領行業走出困境。」

撇除HKPPA主席的身份,做了十年攝記的林振東,一向有拍攝工作以外的攝影計劃。去年他還報讀了一個一年制的攝影課程,重拾對攝影的衝動:「拍了十年新聞照片,影相的衝動都消磨了很多。現在我了解到,攝影其實可以很闊,而且更可以透過攝影思考自身。」他說,過去他嘗試拍自已應該拍的東西,現在卻希望照片能反映和發掘他的個性和特質。「我個人性格其實比較悲觀和低沉,我想試試忠於自已的特性來拍攝。」

他最新的攝影作品《牆》,正是他發掘自我過程的作品,「我覺得生存在世界上,會被很多事情壓逼;要調節自已來適應世界,又感到不舒服,所以以《牆》為名,有種擋住自已、走不出去的感覺,但又並非沒有出路,畢竟,它不是一個盒。」讀到這裡不用驚訝林振東的突然抽象,創作路上他已慢慢走出新聞攝影的範疇。他說:「多看,再感受,面對能直接反射自已的對象,便按下快門。」攝記和創作者的身份有矛盾嗎?他回應道:「新聞攝影是用腦的,尋找內容、構圖精準、表達清晰;但我現在的個人創作是用心的,照片中的影象是我的一部份。矛盾?我倒覺得可以腦心合一,只是要給我一點時間。」難怪Josef Koudelka 的攝影集《Exiles》和Robert Frank的《The Americans》是他近來重新發現更多的影象了。